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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重庆搬迁。大批人员、物资的撤退成了战时交通运输的最大问题。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三北公司的船舶共同从上海、镇江、南京等地抢运大量人员、物资到武汉、宜昌。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大量的人员和物资又汇集到宜昌——长江的咽喉，入川的门户。据不完全统计，仅积存宜昌的兵工器材、航空工业器材和其他工业器材，就有9万多吨，人员还有3万多。在当时渝宜间往返运输的24艘轮船中，民生公司就占到22艘，于是民生公司自然而然地成为宜昌撤退的主力。

　　父亲连夜开会研究撤退方案。在会上，他指出适合参加大撤退的船舶最多只能达到22艘，按照当前公司的运力，加上枯水季节对运输的影响，要将这9万吨物资运完，需要整整一年。经过认真研究，会议做出了相应的决定：灵活地运用枯水季节三段航行的经验，将物资运到万县、奉节、巫山或巴东中转；根据不同航段江流的特点安排适当的轮船航行，江水浅的区段，安排吃水浅的船舶，滩险流急的区段安排大马力的船舶；缩短航程，减少船舶在途时间，加速周转，尽快将积压的物资撤出宜昌；增加装卸设施，招募装卸工人，尽力加快装卸速度，努力缩短轮船的泊港时间；加强同军方的联络，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双方要紧密配合，以提高运输效率。

　　9万吨物资要一件件地落实，要确定哪些物资直接运往重庆，哪些物资可以运到万县、巫山、奉节或巴东，甚至只运到三斗坪中转；哪些物资要由轮船运输，哪些物资可以由木船装运。除此以外，还要制定每天的运输计划，什么物资装什么船，一件件列出清单，以便理货人员和装卸队伍按计划执行。可以想象工作量有多大，但是父亲历来重视计划，他曾经教育我们说：“办事一定要有计划，既要有长远的计划，也要有短期的计划，每天都要把次日要做的事想好，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会有什么困难，用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困难，任何事情计划好了，就能够事半功倍。”所以在这关键时刻，父亲坚持亲自制定计划。

　　父亲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由于扬子江上游的险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于是尽量利用夜晚装卸，因为宜昌重庆间上水至少需要四日，下水至少需要两日，于是尽量缩短航程，最不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次缩短一半运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装运外，还得拖带一条驳船。尽量利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艘、六艘、七艘轮船，下午总得有几艘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中国宜昌县地方组织，做了大量的组织和思想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大撤退，广大木船船工、装卸工人、志愿者和民生职工一起，同仇敌忾，努力奋斗，不怕牺牲，争分夺秒抢运国家的重要物资，为抗日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一艘艘轮船从宜昌不断上驶，经过紧张而又激烈的与时间的搏斗，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撤退，40天后，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已运输一空，物资运走三分之二，又过20天，物资也运完了，宜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码头上已没有了昔日的热闹景象，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从宜昌撤退到重庆的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宜昌、安庆、扬州航空站、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等等，这些工厂在重庆恢复生产，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它们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由民生船舶运往前线，大大地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西进，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开始，父亲就预见到，一旦四川成为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就需要大量的工业用煤，因而为天府煤矿产量不高、不能满足战时需要而深感忧虑。正好，在武汉的时候，经过经济部长翁文灏安排，父亲与中福煤矿公司总经理孙越歧协商，促成了中福煤矿与北碚天府煤矿的合作，由孙越歧担任总经理的新天府产量迅速提高，达到重庆生产、生活用煤的一半以上，有力地保证了民众生活需要，支持了兵工工业生产；父亲在宜昌又与纺织大王刘国钧达成协议，实现了常州大成纺织厂和北碚三峡染织厂的合作，组成大明染织厂，成为西南最大的一家纺织厂，产品既供应了市场，又满足了军队被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