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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院这次非常荣幸的入围国家首批25家高端智库之一，我想我们入围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现代院有比较深厚的底蕴和历史的传承。实际上现代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伴随着国家的革命战争的年代。但是被外界所知道，是在1980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院成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国家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所以应该说，现代院的发展始终跟中国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国家看重现代院入围首批高端智库的重要原因之一。

　　袁鹏：实际上我们入围才刚刚一年，那么要在一年出现截然不一样的面貌也不太现实。那么现在我想入围这个国家首批高端智库，首先对现代院上上下下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励，它表明了国家和同行对我们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同时也是政府和国家对我们一个更高的期许，期待现代院这样的老牌智库在新时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对我们现代院的同行来讲，就是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你入围国家高端智库意味着我们今后要以高端智库的标准更严格、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约束自己提供更高端的产品，培养更高端的人才，所以围绕这个目标，那么上上下下现代院都在进行新一轮的体制机制人才方方面面的创新、改革，在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方面寻找一个最佳的一个契合点。

　　袁鹏：实际上我们的特色跟我们的优势应该是相吻合的，我们的特色所在也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我想最主要的特色和优势就是我们比较强调我们的集体研究，我们不太追求个人的名和利，所以现代院很多的高端产品都是我们集体创新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经常围绕一个重大的问题，组织一个小的研究团队，打乱所室界限，那么进行务虚探讨、撰写、修改、讨论，所以它的产品应该来说更加经得起推敲，也是这些年现代院的产品经常得到高层的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袁鹏：在人才方面，我想现代院自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做了很多很突出的一些贡献和储备。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重大国别和地区，我们都有领军人物，比如说有比较知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问题专家，欧洲问题专家，印度问题专家，还有日本问题专家，都是国别地区这个方面的领军人物，在国内也都是一流的，同时一些新的领域我们也提前预知，培养了很多专家。比如说，我们有国内比较突出的反恐问题的专家，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现在又立足于国家的海洋战略和“一带一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洋战略专家，“一带一路”问题的专家。换句话说，在人才的集合度和全面性而言，我觉得现代院还是可圈可点的。

　　一方面，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既不同于高校学院式的纯学术的研究，也不同于一线的像外交部、中联部的系统直接从事一线的务实的工作。我们是介于二者之间，既与现实紧密相联又超越一般事务性的工作；既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也超越那种经验式的研究；所以我们称之为对策性、战略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国家所急需的，要么是国家定点、自上而下给我们派一些研究的课题，或者我们急中央之所急，思考一些自下而上的一些课题，形成我们的一些拳头产品，这样的产品当然就适销就比较对路，就深受欢迎。

　　当然，还有助手制。像美国的智库，它往往有实习生制度和助手制度，你想想，很知名的智库，出名的专家也屈指可数，靠什么总是有不断的产品出来呢？就是靠一个专家后面有十个人组成的团队在为他服务。分层级的，一个领军人物下面有几个学术助手，学术助手下再有几个实习生帮他打杂、查资料，然后他出思想就行了，他甚至都不用自己亲自去写作，他有思想旁边的人把它记下来，然后他找助手去查资料，写完了给他看，不行再讨论。像基辛格90多岁高龄还在写书，其实都不是他写的，甚至都不是他的主要助手写的，是他助手的助手写的，他就出思想，这样就能保证智库真正的有思想的人物在那儿多方位的去思考问题，而不是自己去动手又去查资料，又去开会，又去接待，这样才能真正让智库的研究人员发挥“智”的作用，而不是作为一个一般的综合性的工作人员。

　　总之，国外的智库有很多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它的用人和用钱的制度。比如说招人，往往是成熟一个招一个，看到谁比较成熟了就挖一个，挖一个哪怕60岁，他给你搞一个项目，来了第一天就用起来。国内的很多智库，往往从大学生、博士生招起来，招来以后把他变成一个成熟的研究人员大概是5-6年的周期，这个周期有的成功有的还不成功。等他成功再过个7、8年他就成熟了，成熟之后他可能觉得你的待遇不好他就跑了。这个用人制度实际上你花费的周期长，投入的成本大，产出和投入之间往往不能成正比。国外用人是看中谁了，就把他招进来，他马上就可以产生这个成果，所以中国的高端智库建设应该来说方兴未艾，才刚刚起步，未来我们应该学的东西还很多。但是在学的同时一定不能乱学，别学得东施效颦，把我们自己的特色给丢掉，我觉得还是坚持我们的特色，然后借鉴别人一些有益的东西，进行一个整合比较好。

　　袁鹏：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对现代院这样一个老牌的、大而全的综合性的智库而言，首先，在继承传统不要丢掉积淀的同时，“老树新枝”进行创新，这个很重要。在这个方面，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国家亟需。你研究的东西不要跟国家的亟需的东西离得太远。我们国家在崛起的时候，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陷阱……难题困难都很多，现在绕开这些困难，研究一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也许有用，但是不是国家亟需。所以一定要研究国家最热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东海南海问题、一带一路问题……等国家重大战略问题，如果不紧扣这个时代脉搏和国家亟需的话，这个智库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二个就是制度创新。尤其对现代院这个老牌智库来讲，它船大不太好掉头。国内现在像人大重阳这些新的智库，用人用钱制度比较灵活，他们就经常在媒体上呼风唤雨。现代院可能一时间做到这样不太容易，但是也没有必要千篇一律，一个模式。这并不意味说我们就不用创新，实际上我们现在自从入围高端智库之后，院领导和各位同事们都在齐心努力，也在做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季志业院长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搞我们的大数据建设。因为在信息化时代缺少大数据，缺少网络信息的支撑，这个智库是“行之不远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打造一个信息化的工程，包括要建立一个一流的、跟国际接轨的数字化图书馆，整个网络办公的信息化，还有我们整个的数字化，包括整个流程的数字化。

　　所以我们第一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窝蜂的去影响，显得好像千军万马来了，反而“欲速则不达”，产生相反效果。我们一方面要有这个意识，但是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交流经验，同时又这个能力的一流的国际传播的人才。首先你的语言得要过关，同时你要内外兼修；你既要研究国际问题，也要深切了解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的问题，国内的大政方针。因为你到国外去，人家最想知道的是你的国家发生什么，所以你必须内外兼修。同时你还必须了解现代的一些传播的基本的方式方法，包括网络、媒体、以及青年受众。如果说这些工具不掌握的话，你这个传播影响力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要加强一流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