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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经济衰退最直接的恶果是严重的失业问题。以美国为例，1964-1979年的国内失业率为5.4%，1980-2008年微升至6.1%，金融危机爆发迅速飙升，2009-2013年的失业率分别为9.3%、9.7%、9%、8.1%和9%。与美国相比，危机后欧元区的失业情况更为糟糕，2009-2013年的失业率分别为9.5%、10.1%、10.1%、11.4%和10.3%。严重而持久的失业状况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程度，也恶化了低收入阶层的贫困程度，由此引发了激烈的政治矛盾和广泛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面临着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面危机。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公开承认，虽然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最热切的拥护者，但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40%的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持否定看法，这种幻灭感在18—29岁的年轻人、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人群以及自诩的人士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种方案是退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答，也是当前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全力推动的方案。这种方案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认为引起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各国央行错误的货币宽松政策。因此，解决危机的出路就是向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复归：一方面，在国内消除政府的不合理干预，特别是保证货币政策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消除贸易保护壁垒，实现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事实上，基于金融帝国主义基本矛盾而爆发的危机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自行消解，国家干预不仅是金融帝国主义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且更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危机中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国家干预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客观现实意味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向这种历史陈迹复归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可行性。

　　第二种方案是向国家干预资本主义靠拢，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给出的解答。这种方案认为，通过合适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危机效果却差强人意。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经济报告》的数据表明，金融危机后政府实施了空前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2009年1月至2014年1月间的联邦基准利率均值为0.14%，同时自2008年9月以来相继推出四轮量化宽松计划；2009—2014年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均值为95.6%。尽管如此，同期美国官方失业率均值仍维持在9%—10%的高位，经济衰退的阴影根本没有被有效地驱除。

　　显然，二次危机的方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而从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看，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运动，空前加强了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关联度；第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霸权体系没有动摇，金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地位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战争，一定是局部的经济战争，其形式可能采取贸易战、货币战乃至金融战等。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接连推出的四轮量化宽松计划，其实质就是凭借美元霸权发动的货币战。在持续的欧债危机中，美国的冷淡立场以及欧盟各国的不同态度，也预示着一场改变金融帝国主义列强相对地位的货币战和金融战即将打响。相比而言，金融帝国主义列强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更为激烈。为了摆脱危机，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很有可能对某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动经济战争，甚至在必要时凭借超级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发动有限度的“巧战争”。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中国因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和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有可能成为金融帝国主义重点遏制的对象。可以预见的是，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将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力图通过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争来驯服中国经济。在政治层面上，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必定会加快推进“和平演变”的步伐，扶持那些认同金融帝国主义模式的“政治精英”，从而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提供政治保障。